这是一个奇妙的夜晚，这样的夜晚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让人有接触女孩的冲动，确切的说，是搭讪的冲动。

搭讪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根据我毕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我采用代表性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推演：假设她是一个女孩，女孩是喜欢男孩的，我是男孩，所以她喜欢我。我不由会心一笑，经济学就是好，能指导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可是等等，如果这是对的，那从小到大，应该由无数女生喜欢我，这显然不是事实。

于是我走进中文阅览室，查出无数本文学著作。根据我的理解，作家要体验生活，他们的作品才受欢迎。现在，我的书桌上摞着几本经典著作，我要在其中寻找灵感。

第一本书说，她是我师傅的女儿。

根据这个故事，我们俩青梅竹马，习武长大，互相爱慕。正当我要向师傅提亲时，师傅把她许佩给了江湖上另一帮派的公子。于是我要和师傅决斗，要么我被师傅砍死，要么她恨我一辈子。。。（参考《雪山飞狐》、《笑傲江湖》等）。

这个故事不好，我学艺向来不精，扔到一边，拿起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说，我们在著名风景区相识，最好那天还下雨，于是我们要打一把伞，乘一条船。根据这个故事，我们生儿育女，然后有一天一个老和尚跑来对我说：“有妖气！”，指着我老婆说：“是条蛇！”。于是老婆被埋在了塔下，我要与那老和尚斗法，直到一千年后某位长小胡子的人写了篇《论xx塔的倒下》，我们才得以团聚。

这个故事不好，妖怪我倒不介意，因为他们比和尚有人性；等一千年也不要紧，因为据说爱情是永恒的。只是一千年后她依然年轻，而我已两鬓斑白，步履蹒跚。她要在貌美如花的岁月，照看一个糟老头子，真是委屈了她。

于是放下第二本书，看第三本。

第三本书说，我们互相喜爱，但是我们属于两大家族，是世仇。为此，我们要么装死，然后服毒自尽，要么一个上吊一个跳湖。但结局都是埋在了一起，坟墓上长出了鲜花，鲜花上飞出了两条蝴蝶。据说是我们的化身。

这个故事比较浪漫，但不现实。因为决斗是违法的，我不做违法的事情，而我也没有自杀的勇气。思考再三，还是拿起第四本书。

第四本书说，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游览山水，笑傲江湖，直到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俺爹，他说，孩子，其实她是你妹妹。。。

这都是些什么书！我一直以为，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然后高于生活，作家要体验生活。难道这些作家的老婆，都是师傅的女儿、是妖怪、是仇人的女儿、是妹妹？！

看来，经济学理论是不能轻信的，文学作品也是不能轻信的。要指导生活，就要回到生活本身。

于是，我扔掉爬满蚂蚁的论文，推倒经典名著，鼓气勇气，向坐在前面的女孩走去。

我面向她，身体微微前倾，尽量保持微笑，对的，是那种似笑不笑、皮笑肉不笑的标准微笑，“您好，请问能借块橡皮吗？”

“Pardon?” 这位金发碧眼，神采奕奕，满脸皱纹的大妈问我。。。

这是一个奇妙的夜晚，我读完了一篇爬满蚂蚁的论文。

本文纯属虚构，若有模仿者，概不负责。

宋涛教授辞世了。

第一次见到宋涛的大名，是在东风食堂门口的布告栏上。

那是贴满了各种通知广告的布告栏，有考研辅导班的宣传广告，有八百人大演出告示，有某某协会周末晚教二放电影的通知⋯⋯，在这些胡乱张贴、毫无秩序、肆意生长的广告中，赫然有“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泰斗宋涛教授讲座通知⋯⋯”。那是我第一次见宋涛的大名。

那年我19岁，刚入学，读大一，对什么是大学一无所知。只听前辈师兄们朗朗到：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话含有两层含义：第一，人大没有什么大楼。我住的宿舍号称东风系列，据说是文革前建成的，有纽约世贸中心的风范。我们于是乎叫他“东风破”。那时，东门的人文大楼还是中国人民大坑——挖好了地基却没钱建楼，西门的西区食堂门口还有中国人民大山——平整了操场却没钱移土。不过破旧倒也无所谓，因为师兄说了，我们还有大师。据说，我们的经济学是全国排名第一的。既然在中国人民大学，见不到中国人民大楼，怎么也要见见中国人民大师吧。于是乎，我记下了时间，约几个同班同学，朝拜大师去了。

大师的号召力果然不同。那天讲堂人满为患。位置早被占没了，两侧的过道挤满了人。我和同学挤在讲堂的后面，席地而坐。我想，不管讲什么，有这么多人捧场，不是大师哪会有这么多人呢？何况，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女学生。要知道，女孩要看的是话剧歌舞，听的是靡靡之音。那么多女孩会放下风月看大师，这大师一定不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站在过道中间的、身材纤好、梳着两缕辫子的女孩背影。背影是最杀人的，我痴痴的望着那背影，想象着戴望舒的丁香，等待大师的到来。

大师到来，掌声雷动。果然是白发苍苍，穿着朴素，符合心目中的大师形象。我待大师坐定，预备开讲，赶忙拿出小本准备记录。是讲资本论，大师缓缓道来，语气谦虚和缓，讲授认真，我也在本上认真的记录。内容记不得了，倒不是不恭敬，只是那时刚入学，对各类学派都不甚了解。只写了第一页的提纲，就再也没有记下去。过了半小时，开始心不在焉，又过了半小时，坐在地上打瞌睡，又过了半小时，开始看美女背影。美女似乎也疲倦起来，有笔直挺立变成了S形曲线。讲堂似乎也疲惫了。众同学像喝醉了一样，东倒西歪。同学悄悄的说，咱们走吧。我倒犹豫起来：那么多人都没走，我们走了，不太好吧。心里暗道：美女还没走，我就走了，岂不是须眉败于巾帼？何况，到底是不是丁香，还没搞清楚呢。。。

讲座结束了，接着是一片掌声，众同学鸟兽散。鸟兽散中，背影也跟着散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宋涛教授，印象中宋教授是个讲授认真，语言平和的白发老者。查阅百度百科，宋教授在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时期，就开始教课了，反对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赞成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教学、科研和建言献策上，都做出过贡献。做为晚辈，对宋教授生平不太了解，无法做出评价。参加的唯一一次讲座，除了感受外，内容确实是忘记了。

我不知道在场人数众多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能听懂宋教授的讲座？这其中，又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因为大师之名，去仰视捧场的？这其中，又有多少掌声，是真正的听懂了，还是因为礼貌的致敬？掌声不可怕，可怕的是掌声的背后是不知所云！

相似的，去年底于北京参加国内为纪念某国外著名经济学泰斗召开的讨论会。上午听了不少名家致辞，多数真是不知所云！午间对一老师说，这么多不理解其思想的人来凑热闹道贺，真是一件需要解释的现象！这位泰斗的思想概念，在美国也是普遍的误用、滥用、瞎用！

天地之间莫不变。万物竞争，彼生此灭，更代迭变，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历史上众多的思想流派，无论曾经多末显赫一时，撼动环宇，终究有寂寞余花的时刻。寂寞余花不可怕，坚持自己的信念，历史上不乏长久缄默后声震人间，长久如云漂泊后点燃闪电的思想和思想家。如果真的要在人类史上永久灭绝，知音不在，我们也要相信，那是以一己之牺牲，换得人类整体之进步。何况，千古之后的事情，无人知晓，知我罪我，老子也管不着。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太寂寞，以致于害怕无人喝彩，要靠掌声而活。

如果有哪一天，我有机会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无人喝彩，我会否因孤独而恐惧？如果面对雷鸣般的掌声，会否错当成知己而自慰？我的追悼会上，会否也是一群无聊之人的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不如像《非诚勿扰2》中一样，来一次活时的审判吧！

路乾

2011年2月10日晚

作者：赵汀阳 出版社：未知　 和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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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多的人看来，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好象连“时代”周刊之类的大众传媒都把他评为最重要的世纪人物之一），至少是并列最伟大的哲学家。与之并列的人选通常被认为是海德格尔，如果并列的人数扩大一些的话，可能就有胡塞尔以及其他比较难以确定的人（例如罗素、弗莱格、福科、海耶克、罗尔斯之类），因为不同哲学风格的趣味相去甚远。当然，也有许多人不同意维特根斯坦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不过别的哲学家就更难得被一致认同了。人们喜欢说，趣味无争辩。的确如此，不过人们在评价哲学家时不至于仅仅依靠趣味（对作家、艺术家等的评价也一样），往往也会试图“客观地”考虑实际上的影响。

当考虑所谓客观的“影响”时就产生了一个相对严肃的问题，即什么算是影响。首先，经常和普遍被提及或被讨论，显然是影响。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虽然不断被提及，但不见得是最多的，而且主要是学术界内的事情，如果要在更大范围里去比较影响力，大概像尼采、萨特之类可能要知名得多，可是萨特之类的学术地位显然不行，萨特的名气主要来自哗众取宠、闹点黄色故事、装孙子拒绝诺贝尔奖之类；其次，能够形成某个学派，当然是影响。尽管都说维特根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分析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但它们与维特根斯坦毕竟有许多不同而不能称为维特根斯坦学派，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维特根斯坦学派；也许要真正评价影响必须看在长远的未来中的地位，可是这一点是没法说清楚的，至少现在不能。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一些猜测性的理由。

维特根斯坦在中国的古怪际遇多少也能说明他多么有影响和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上，大家根据主观印象一致相信，在中国文化界，维特根斯坦是仅次于海德格尔有名气的，但却没有太大的实际影响，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了不起，但理解他的理论的人就非常少了，相比之下，许多人都好象对海德格尔的理论略知一二，至少是感到亲切。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是个非常不寻常的哲学家，他和别人太不一样。

按照我的私自评价，维特根斯坦不仅是最伟大的世纪哲学家，而且是千年哲学家。这样过火的评价毫无疑问需要理由。首先，维特根斯坦在思想的原创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他所主张的哲学革命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不敢相信，至少人们会认为他的革命是过于夸张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哲学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灵感却又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追随者——人们不敢跟随；也很少有批评性的超越者——很难有人想出能够超越维特根斯坦的革命性思想，就是说，不管赞成还是批评，都很少有人从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出发接着做下去。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原因：人们喜欢的或容易理解的是步伐小一点的改良，而最喜欢的则是不危及既定的基本观念的技术性精益求精。人们经常表扬那些思想平庸但好象很有学问的学者，因为这样的学者所想到的正是一般人也想到了的观点，听上去大有知音感觉，甚至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而学者们的五车六车学问又能够把平庸的观点说得天花乱坠，这又难免使人心生敬意。当人们一向依恋又宝爱的基本观念得到保护，而又得到略有新意的发展，这种感觉是最舒服的了。例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人们从罗素、弗莱格、蒯因那里接受来的东西要比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受的多得多，当然我决不是说这几个哲学家不够牛气，只是想说明像维特根斯坦这样有出格的创造性的哲学家就会使人们敬而远之。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都认为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或者至少是被不正当的思维搞成伪问题，因此，哲学的工作就是对思维方式进行治疗，或者干脆就是对哲学自身的治疗。虽然人们不断称赞这种惊人的看法如何如何深刻，但实际上不愿意接受。人们可能会觉得，接受这样冷酷的革命未免会失去太多而又得不到补偿。

我也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感觉过于悲观。按照他的前期理论，我们确实能够有意义谈论的事情无非是科学和逻辑能够说清楚的，但是科学和逻辑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又都不是要命的事情，而所有动人魂魄的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无法说的。这种感觉无疑非常深刻但非常令人失望。王朔也说过格式有点类似的话：各位老师你们说得都对，但都不重要（当然场合与哲学无关）。不少人隐约都有这种感觉。我想也许可以比较温和地来表达：虽然科学和逻辑大体上说总是可信赖的，但是并非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能够托付给科学和逻辑。关键的问题倒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有些重要的事情无法表达为真命题就心里难受悲观失望呢？难道非要说清楚所有重要的事情吗？留点糊涂不行吗？看来维特根斯坦是愿意留下一些糊涂而重要的事情的。

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理论，仍然不能?足我们通常的幻想。维特根斯坦已经不再强调科学和逻辑，而相信通过日常分析特别是日常语言的敏锐分析才真正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误思维，因为我们最终总要依靠日常语言在思考。但是在放弃胡说和胡思乱想之后得到什么呢？据说只不过得到一些非常平凡的、然而不得不接受的基本事实，称为“生活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朴素而有力，但是问题是，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朴实的理解，而且还需要荒谬的想象，或者说，对于人类生活而言，真理和胡说同样需要，否则生活没有意思，思想也没有意思。事实上，人们从来不愿意放弃胡思乱想，而并非不知道那是一些胡思乱想，“明知故犯”正是生活意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说，维特根斯坦确实并没有彻底解决思想问题。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创造性工作将会不断给人们许多灵感。

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尽管维特根斯坦被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的哲学谈论方法却不属于现代风格，而更接近古希腊哲学，特别是苏格拉底。希腊哲学的谈论传统有一个思想优势，这就是，哲学家被允许在灵感和直观的鼓舞下肆无忌惮地谈论或怀疑可能想到的任一问题，同时被允许从一个问题自由地切入任一其它问题。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希腊思想一方面特别讲究逻辑地形成论证，而另一方面又特别喜欢使逻辑论证走样，以至于经常成为诡辩或者强词夺理。显然，希腊人不希望哲学仅仅是逻辑论证，而更关心思想的莫测的灵感，就是说，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有逻辑性的艺术。我们不能指望生活或世界长得像逻辑，它们肯定不像逻辑，否则根本就不会有需要思想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生活和世界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莫测的，才是值得思考的，而逻辑仅仅是用来规范我们的思维而并非用来规范生活和世界的，逻辑使得我们的思想有理可循从而能够讨论无理的生活和世界。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代表了一种肆无忌惮、灵活思考的思想传统，中国的老子和孙子似乎也是这个倾向的哲学家。我自以为是这个传统的后学。